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我與兩位錢先生的書緣

我羨慕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家張昌華，他寫了《我給他們照過相》，講述自己探訪上百位文化名人，為他們留下珍貴影像的故事。我也羨慕記者出身的作家李輝，他寫了《與老人聊天》，記錄自己從青年時代結識的諸多前輩學者與他的交往。我寫不出這樣的文字，因為我手頭沒有足夠的資料。其實細細想來，從1982年到1996年，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工作14年，接觸的老一代作家學者也為數不少，從丁玲、艾青、胡風、唐弢開始，總有幾十人，但是我竟然找不出一張自己與他們的合影。那時與名家見面，是根本意識不到需要拍照留念的。而八、九十年代，我也還沒有開始寫日記，甚至名家學者給我的信件，我都沒有特意收藏，有些也丟失了。想想覺得自己真不能算是有心人。但想開了也覺得沒有什么，也就是到晚年以后，少一點懷舊的材料而已。

不過，有兩位令我極為尊崇的老先生，我與他們的書緣頗深，但我卻未能前往拜見，面聆教誨，這是使我深感遺憾的事。這兩位先生，就是錢鍾書和錢學森。

一

我是在大學時代知道錢鍾書先生的。我的畢業論文指導教師、武漢大學中文系羅立乾先生對錢鍾書佩服得五體投地，在古代文論課堂上就大講錢鍾書先生的學問天下無敵，說他博聞強記，“《十三經》連注釋都能背”，令我印象極深。后來中華書局出版《管錐編》四卷本，我毫不猶豫就買下一套，那大概是我大學四年中購買的最為厚重的學術著作。雖然以當時的學力根本不能通讀，只是選讀了一些篇章，讀得似懂非懂，但內心很滿足，感覺是念到了真經。后來到“人文社”當編輯，工作中發現夏志清和楊義的兩種《中國現代小說史》都高度評價小說《圍城》，于是又找來讀，立時被作品中鮮活的人物性格吸引，讀得入迷，對作者的才華、睿智和幽默的文筆驚嘆不已。

說起來，我對錢鍾書的崇拜，也部分地來源于家父。家父長期在清華大學外語系任教，建國初期，曾與錢鍾書、楊絳夫婦同事。錢、楊都教英文，家父主教俄文，有時也教英文。家父多次對我談到他對錢鍾書的欽佩，說他自己的英文水平約略相當于英國本地大學畢業生的水平，但是錢鍾書可以勝過清華聘請的英籍、美籍教授。于是我有了一個印象：以學貫中西而論，錢鍾書堪稱中國現代史上第一人。家父和錢鍾書的關系似乎也不錯。那時的人仰慕蘇俄，有一次課堂上學生希望錢鍾書開講俄羅斯文學，錢說自己研究不多，推薦家父去講。家父對此還很有幾分榮幸之感。

不過，自從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錢、楊二人離開清華大學，家父和他們沒有再見過面。而我，雖然在“人文社”當編輯，但錢鍾書的《圍城》、《宋詩選注》的編輯都另有其人，自然也無緣接近錢、楊二老的。然而，偏巧在1993年，出現了一場和《圍城》相關的法律糾紛，錢鍾書委托“人文社”處理此案，而“人文社”陳早春社長又要求我代表出版社將此糾紛訴諸法庭，于是我也算是受命于錢先生打了一場官司。

事情起因是四川文藝出版社以所謂“匯?！钡拿x，原樣復制了“人文社”1980年出版的《圍城》，侵犯了錢鍾書的著作權和“人文社”的專有出版權。打官司打得曠日持久，在此不必詳談，這里只說錢先生曾經為表達自己的意見，兩次寫信給我和出版社領導以及我們委托的律師陸志敏。今天我實在不記得自己給錢先生回過信。那時的我，是不大懂禮數的。為了聽取意見和獲得授權，社里當然會安排專人去府上拜訪錢先生，我記得律師陸志敏和總編室的有關人員都去了，而那天我忙于其他安排，竟然也沒去。整個官司進行過程中，我們和錢先生的溝通主要通過錢媛。錢媛也很忙，幾次到社里與我們會面，乘公交車來往風塵仆仆。我記得她說過自己腰疼，和我們談話時喜歡站著，用手抵住后腰。但那時她自己也并不知道，這可能就是骨髓癌早期的癥狀。

偏巧錢媛也與我有緣。她是北師大外語系教授，與家父都在北京市大學外語教學研究會任職，彼此熟識。特別是錢媛升職教授，家父還是專家評審組的負責人之一。所以錢媛見到我就特別親切，正事談完，還會和我閑聊一些她兒時在清華園里的經歷。告訴我，她家和我家曾同住清華北院。她不僅從小認識我大姐，而且認識我母親。她夸我母親長得漂亮，喜歡穿什么款式的旗袍，喜歡和哪位教授夫人一起遛彎兒，還說她10來歲時，總愛跑到清華音樂室去玩，在墻外攀上大窗臺聽合唱隊在屋里唱歌，有時會看到我母親在彈鋼琴。這些對我都是“史前史”，聽來非常有趣。初次見面，錢媛回家把在“人文社”和我相遇的情況對父母一說，她父母也非常高興，覺得把官司委托給我，是緣分。其實在這時，我是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請她帶我去見錢、楊二老的。但是我愚鈍，竟然沒有這樣想過。

錢先生的《圍城》官司在上海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因為涉及的侵權問題頗為復雜，法院征詢了諸多知識產權專家意見，拖了三年多才宣判。結果是我們打贏了，而且是完勝，我們代表錢鍾書先生討回了公道。隨即我也在1996年底被借調到香港三聯書店工作。

本來我以為沒有機會再為錢先生做事，沒想到剛到香港，我就接手編輯出版一套錢鍾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這套書在學術上分量很重，原計劃出版50種，后因各種客觀原因，只出版了10種，但光是這10種已經足夠讓學術界刮目相看了，因為人們知道錢先生的原則從來是不當官，不掛虛名，不當各種顧問和編委，而這是錢先生一生中同意列名主編的唯一一套叢書。整套書是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聯合制作的，編輯和排版工作都在香港完成，由我主持其事。此時錢先生還健在，但是我仍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回北京出差或休假時，應該借這個機會去向他老人家登門請教。

然后我在香港又出版了楊絳先生的散文集《從丙午到流亡》。這時是1999年，從此我和楊絳先生有了直接的聯系。2005年我回到北京三聯書店任職以后，更是經常會到府上看望楊先生，漸漸與楊先生熟悉起來，為她老人家出版了一系列作品。2007年，北京三聯重新出版經過修訂的《錢鍾書集》（第二版），我也是參與謀劃的，此書在南京舉行新書發布會，我還特地飛到南京去致辭。這算是我與錢先生后續的書緣。但遺憾的是，此時錢鍾書先生已經去世多年，連錢媛也不在了，痛哉！錢先生和我最終緣鏗一面，惜哉！

二

我與錢學森先生的緣分也在于編書。

1994年，我擔任責任編輯，在“人文社”出版了錢學森的《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一書。編這本書，對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說偶然，是因為本書的編者，錢學森的堂妹錢學敏剛剛收到一封信，這是錢學森寫給包括她在內的一個7人小集體，以“親密無間”“坦率陳言”的態度“探討學問”，提出了“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這樣兩個命題，于是使她產生靈感，要為錢先生編這本書。說是必然，是因為我早在80年代，就已經密切關注了錢學森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諸多引領學術思考的論文，早有為他編書的念頭，只是還沒有找到機會向他約稿。

錢學敏的到來令我感到驚喜。她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對錢學森的學術思想非常熟悉。她把那封關于科學與藝術的親筆信給我看，我了解到錢先生的本意是這樣：

“近日我深感我國文藝人和文藝理論工作者對高新技術不了解之病。我經常收到的有關文藝、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藝研究》和《文藝理論與批評》，而其中除美學理論外都是：1，罵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2，發牢騷；3，論中國古代的文藝輝煌。但就是缺對新文藝形式的探討，研究科學技術發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藝手段”。

他認為這樣不行，今天的理論界應該研究如何用高新技術為社會主義文藝服務，如何使科學與藝術相結合從而繁榮文藝創作和理論，希望大家研究。

我看信后覺得，錢先生提出的問題具有現實針對性。他批評的幾個刊物，都常常發表思想保守、抵觸文藝創新觀念的文章，因而在客觀上阻礙了“對文藝新形式的探討”。錢先生在此時提出將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觀點，無疑可以活躍學術空氣，拓展藝術思維空間，推進理論研究。

錢學敏帶來了她編好的論文集目錄和樣稿，我瀏覽了一遍，當即決定出版這本書。但是我發現，錢學敏的編選比較拘謹，她只選擇錢先生討論科學與藝術兩者關系的文章，以及他從科學角度談文藝學和美學的論文，把選文范圍牢牢扣住“科學”和“藝術”這兩個主題，但是錢先生另有一些極富理論開創性的論文并沒有收進來。

文化界的老一代讀者或許了解，80年代，錢學森堪稱中國思想界領軍人物之一。他1981年在《自然雜志》上發表的《系統科學、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以及后續的一系列論文，是國內最早出現的新學科理論。后來作為時髦的理論被人們熱衷探討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即大家耳熟能詳的所謂“三論”，早在這些文章里面都有雛形。錢先生的論述，以開放的觀念，宏觀的視野，前沿的科學知識，創新性的思維方式，給人們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思想理論，引起學術界廣泛矚目乃至轟動。我記得那時嘗試新學科研究的學者，沒有不談錢學森的。

我問錢學敏，為什沒有收錄有關思維科學的文章？她說她是為了突出專題性，擔心文章駁雜而主題不集中。我說，以系統科學和思維科學研究藝術，不也正是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一個方面嗎？這對于錢先生談論的藝術的科學相當重要，甚至是其指導性理論。她想想，覺得有道理，于是同意將錢先生的《系統科學、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關于思維科學》《開展思維科學研究》這三篇最有代表性的思維科學論文收入。事后，她曾專門來信感謝我，說她和錢先生討論過了，認為我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這本理論集的學術含量，使一本原來略顯單薄的書厚重起來。

編輯中，我和錢先生沒有直接聯系，我對于出版的一切建議，都通過錢學敏轉達。我的意見和建議，不過都是從出版角度所做的一些編選方面的考慮，錢先生從善如流，我們合作非常愉快。不過他也很認真，例如，作為設計的一部分，封面上要署上英文書名，該如何翻譯？我原來以為簡單，無非用是 《The ar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art》但是錢先生說，藝術特指優美的藝術，應該用The fine art 來表示。最后書名譯成《The fine art with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fine art》，是他親自改定的。

接下來的事情很順利?！叭宋纳纭狈浅Ｖ匾曔@本書，我們做了精裝本，請設計師柳成蔭做了一個大氣典雅的裝幀，只用了三四個月就出書了。錢先生看到樣書，非常滿意。

一兩個星期后，我收到一本錢先生寄來的樣書，內封上寫著：

李昕同志：

感謝您為此書付出的辛勤勞動。

錢學森 1994,12,9

為了宣傳和推廣，我寫了一篇書評，發表在《科技日報》上。想必錢先生也看到了。所以沒過多久，我又收到一本錢先生寄來的樣書，內封上寫著：

李昕同志：

感謝您的書評。

錢學森 1995,1,5

由此我了解到錢先生的細心、周到以及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墒俏胰匀粵]有想起，應該請錢學敏引薦我去拜訪一次錢先生，與他拍一張合影留念。

于今想來，那時的我可能有幾分木訥吧。

出書以后，我忙于編務，與錢學森、錢學敏都沒有繼續聯系，一晃過去十幾年。

2009年10月31日是一個周六，那天上午，我在家里上網瀏覽，無意中看到一則新聞：

中國科學巨星錢學森于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錢學森是中國航天科技事業的先驅和杰出代表，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震驚之余，我立刻給錢學敏打電話。她在電話里證實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我表達了沉痛的悼念，請她向錢夫人蔣英轉達。隨后我又立即想到，我是否可以到錢先生府上吊唁？她說可以，錢先生家里已經設立靈堂。我向她詢問了錢宅的地址。

錢學森先生是我深為愛戴的科學家，也是我作者中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覺得，盡管我從沒有去府上拜訪過他，但在這個時候，我必須去一趟，到靈堂為他送行。

于是我駕車前往。進航天部宿舍大門沒有遇到盤查，門房的人只問我去哪里，我說錢宅，他揮揮手就讓我進去了。

在錢先生居住的那棟紅磚樓附近，我停下車，徒步走過去。

那天，天色很暗，頭上陰云密布。論時令，還沒有入冬，但是很奇怪，天上竟然飄起了雪花，且寒風凜凜。我想，莫非是天地同悲？遠遠地，我看到樓房邊人群黑壓壓一片。大約有兩三百人密集地聚在樓房一側，而身著黑色和藍色兩種不同制服的警察站成兩排，將人群阻擋住，以便在樓前留出一塊較大的空場。不時，可以看到有小轎車開到樓前空場上，有領導干部模樣的人下車進入樓內。還見到幾個身穿軍裝帶大蓋帽的人物，一溜小跑魚貫而入。

人群中不時有人提問，“我們要進靈堂悼念，何時放我們進去？”但沒有人回答。

我在人群中站立了一會兒，只見雪越下越大，有些人身上已經白了。我也感到有些寒冷。

我覺得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于是獨自走上前去，叫住一個穿黑衣的警察。我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他說，請他把這張名片交給錢夫人蔣英女士。

那警察進屋去了。過了幾分鐘，他回到我面前，說：你可以進去。

我正準備脫離人群，就聽到人群開始騷動，警察們馬上手拉手維持秩序，只放行我一人。

錢宅在那座三層小樓的一層。家門開著，我徑直走進去，正對著的就是靈堂，我往側面一看，在另一個房間里，蔣英和幾個面色凝重的人正坐在一圈沙發上談話。我覺得不便打擾，就走向靈堂。靈堂正中懸掛著錢先生照片，周圍擺放了不少花圈和花籃，但沒有一個人在屋子里。我獨自上前，默默地對著錢先生遺像站立了一會，緬懷他老人家的豐功偉績，然后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從錢宅出來，聚集的人群見到我，立刻將我團團圍住。一些好奇的人想打聽里面的情況，但是還沒等我來得及回應，就有三五只長槍短炮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我。他們是新聞記者，有國內的也有香港的。以一家香港報紙為主，向我提問。主要問題是我和錢先生的淵源，以及我對錢先生的評價。我首先簡單講了我給錢先生編輯《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的經歷，然后告訴他們，錢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文學者，一位跨領域的文理兼通的大師。他的博學和深刻，都是一般人難于想像的。他對于思維科學和系統科學的倡導和建設，對于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理念的提出，都是革命性的創新思想，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同時也是一位思想家，并不過分。

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被一些媒體采用了。但遺憾的是，這些話，我沒有機會說給錢先生本人聽。

2022.1.16